iPhone流水线上的青春
在昌硕，“傻瓜岗位”很多，工人录用条件非常简单：没有犯罪记录、没有文身，认得26个英文字母即可——这是流水线上的动作标志。
文|新京报记者杨静茹 编辑|陈薇
校对|郭利琴
距离外滩20公里以外的上海东南部郊区，有一个庞大的苹果手机代加工厂。远看上去，厂区在农田和高速路的包围中像一个庞大而封闭的王国。
工厂分为主板、零件、组装等七个分厂，步行绕厂一周需要一个小时左右。日夜不停的流水线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6万多名18岁到35岁的产业工人。
这些员工习惯称呼厂子为“3668”，在附近打车只要报这个数字，司机就明白指的是浦东新区康桥镇秀沿路3668号，上海昌硕科技有限公司。
昌硕繁荣了附近一个村子，以厂门口为中心辐射出去几条街上开满小吃店、理发店、小超市。
距离工厂最近的一个街角，中介、租房、算命的人挤在一起，抢着为刚来的年轻人提供帮助。
地上、墙上写满小广告，内容分为“急用钱”和“陪聊”两类，暴露了工人们最严重的两大困境，贫穷和孤独。
昌硕用工量大、入职门槛低，每天都有新人背着包袱前来报到；由于工作机械、收入微薄，每天又都有旧人拖着行李离开。据一位在职员工说，淡旺季交替时，厂里一天的人员吞吐量达到过近千人。
没有人知道这些年轻人抱着怎样的期待而来，又怀着怎样的茫然离去。他们成了iPhone背后隐匿的人群。
流水线与游戏
4月22日是个，晚上八点多，21岁的山东男孩王文泽走出3668号。他一个人双手揣兜，琢磨着去附近的山东饺子馆吃点家乡菜，犒劳一下自己。
这个来自小县城的男孩又高又瘦，斜刘海遮住眉毛，脸颊的青春痘还未褪去，尖下巴上覆着一层刚冒尖的胡子茬。一件袖口磨得黑里透亮的粉色工作服暴露了他流水线工人的身份。
去年6月，他入职昌硕。生活很快进入常规，三点一线：车间、网吧、宿舍。
“下班随便吃口饭直奔网吧，玩到12点回去倒头就睡，早上起床眼睛还睁不开又进了车间。” 在流水线和游戏两个平行世界中，王文泽如此这般穿梭了三个月。
昌硕附近的网吧大多位于商铺二楼，进门要走过一条昏暗的楼梯。网吧日夜无休，1小时3块，通宵10块。一个片儿警曾统计过，昌硕附近有30家网吧。
王文泽喜欢打的《英雄联盟》是一款5对5的竞技游戏，先把对方防御塔都推倒的一方获胜。游戏简单粗暴，想赢就要集中注意力不停“厮杀”。
他们头戴耳机，专注地盯着屏幕上移动的目标，决斗的时候全部力量集中在按键盘的手指上，以至于身体发抖。网吧里萦绕的除了烟雾，还有此起彼伏的痛快的脏话。
王文泽沉迷于打游戏时的“单纯”状态：“只有一个目标，成为最强王者，能忘记所有烦恼”。
这种廉价的、易得的消遣方式像海绵吸纳了年轻人无尽的青春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流水线下无所事事的生活和流水线上的工作，一样难熬。
在车间，王文泽被分配在测试岗位，流水线上游刚组装好的整机源源不断地涌下来。他的工作只包括两个动作，拿和塞。拿起这些黑色的小长方体，塞进一个120个孔的大型机器。
最快的时候，他每小时过手近600台手机。这意味着，每台iPhone7在他手中停留的时间，不超过6秒。
十分钟以后，软件装机完成，如果指示灯显示通过，一台崭新的iPhone7就诞生了，未通过的小方块则要被分拣出来标记“失败”回炉再造。
工友们称之为“傻瓜作业”，“机器设备都调好的，你什么技术也学不到。”
在昌硕，这样的“傻瓜岗位”很多，工人录用条件因而非常简单：没有犯罪记录、没有文身，认得26个英文字母即可——这是流水线上的动作标志。
去年十月份昌硕迎来订单高峰。王文泽跑步上下班、二十分钟吃饭，下班后不想吃东西也不想说话，躺下就能睡着。
机械高速的工作吞噬着人的思考力，“每天上班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什么都想，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出来。”王文泽说。
他十八岁出门打工，昌硕是第三份工作了。职高毕业后一起出门打拼的三十多个好伙伴早已离散，他有了长大的感觉。
他迫切地想知道自己想干什么，越想越迷茫：“就先工作着吧，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变化。”
在网吧里，他偶尔会想起自己年少时很酷的梦想：成为黑客。为此，他特地选了计算机作为职高专业。而如今，只有打游戏的习惯保留了下来。
不近人情的“安全感”
27岁的李晓飞已经算是一名老员工了。他入职一年半，是间接部门的一名分组长，手下管着十几个工人。
在昌硕，工作超过半年就算老员工了。一般来说，每年9月到年底是新款iPhone的量产季，也是昌硕的用工旺季。旺季订单多，加班多，工人就多。
在这里，加班才是工人的指望和薪酬保障。
流水线工人底薪每月2430元，比上海最低工资标准高130元。白班从早8点到晚8点，夜班从晚8点到早8点。除去8小时以外的工作时间算加班，领1.5倍工资；周末加班则可以领双倍工资。
旺季一过，订单少、加班少，工人纷纷离职。因此，已经呆了一年半的李晓飞算得上有些特殊。如今，他已经脱离了厂里最广大的“普工”身份，成为储备干部。
间接部门负责物料调配和不良产品的回收处理。刚来的时候，他只负责登记看管某样物料，为了多学东西，他抽空就看组长怎么做报表、盘点库存、整理资料，不到一年被提拔做分组长。底薪比普工高100块钱。
李晓飞高中毕业离开家乡江西井冈山，去过深圳、广州、东莞、武汉，先后做过收银员、跟车、装修推销员、汽车售后顾问……他钻过线路板，吸了两年金属粉尘；也受过屈辱，因为不是自己的失误，被老板当着所有人指着鼻子骂。
到了昌硕，李晓飞记得，刚入厂时参加了三天培训，整整三天都在讲规章制度。昌硕管理细致严格，出入厂区必须刷人脸识别卡，宿舍不许抽烟，打架直接开除……
上工第一天，他换上统一的服装、鞋子，小心翼翼地过安检进车间，警报器突然响起，他赶紧摸口袋，发现手机忘记放下了。按照规定，金属和手机不允许带进车间，他为此被记小过一次。
三次小过记一次大过，三次大过就会被清退。李晓飞至今对此非常愧疚，他当时确实只是忘记了顺手装着。
尽管不近人情，这种强大的制度体系带给李晓飞一定的安全感。起码不会拖欠工资、不容易丢东西。
李晓飞长得精神，唯独驼背显得这个年轻人好像历尽沧桑。在他看来，昌硕的工作轻巧稳定，就是煎熬人的心志。工厂所处的郊区位置和流水线的工作安排，造成了空间和时间的双重与世隔绝感，“八点进厂，八点出厂，不管白班还是晚班，一天都见不到太阳。”
不过，他小时候父母就去世了，早已习惯了自己消化苦楚。最近半年他开始跑步，每天下班先绕厂区跑一个小时，跑累了回宿舍很快就能睡着。
他说自己的人生理想是，有一份每天8小时、每周5天，每个月收入三四千块钱的工作。
在那之前，他想在昌硕好好努力，级别再往上提一提，多攒点钱。
“对上海来说，我就是个过客”
四川人孔立国去年从成都富士康离职，经人介绍坐了36个小时汽车来到昌硕。此前他没有到过上海，这次想亲眼看看电视里的。
从下地铁到昌硕出地铁，只需要四十分钟左右。然而，这两端遥远得像两个世界。一边是高楼耸立、灯红酒绿、仿佛引领时代的精英世界；另一边是建在郊外旷野的无尽厂房。
到市中心玩过一两次，孔立国不再去了，“给人感觉很压抑，一出来到处是高楼大厦、车子，路边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……城市太大，消费太高，我们挣两三千块钱走出来就觉得不好。”
扣去各项保险，扣除厂内住宿伙食，昌硕工人们制造十几万台iPhone所获得的报酬还不到一台手机标价的三分之一。
在这家苹果手机代工厂门口，OPPO手机呈现出强大的市场占有力，几家相隔不远的专卖店都在用大音响卖力吆喝“优惠购机”。
就像昌硕员工很少有人用iPhone一样，他们也很少有人真的喜欢上海。他们制造iPhone却无力拥有它，他们生活在上海也无法真正感知它。
孔立国今年33岁，老家在泸州山区，父母小学都没有毕业，种了一辈子水稻。他初一就辍学在家，闲闲散散到20岁出门打工。
他“爱自由”又“不甘于平凡”，对流水线的态度挣扎矛盾：仰仗流水线过活，又厌弃流水线束缚。
十三年来，同一个循环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：先在厂里工作一段时间攒下一两万块钱，出来想自己做点什么。
然后，他卖过保险、做过各种各样小买卖，在广州、深圳、东莞、北京、成都都折腾过，尽数失败。
“现实是残酷的”，什么也没做成，钱花光了又得回到工厂。
去年在昌硕工作了半年，过年又想离职。回家想了一个月，“也不知道去哪”，又回到上海。
在上海这大半年，他活得很“凑活”。宿舍八个人一间，除了睡觉，他很少久待。每人只有一个柜子一个铺位，除了躺着、坐着，他不知道还能干什么。
孔立国唯一的消遣是，空闲时间一个人找个公园走走。
昌硕人来人往、进进出出，自然就人情疏离，关系淡漠。年轻人下了班都抱起手机，孔立国跟人搭话也无从开口，他觉得“游戏把现在的年轻人变得自私、冷漠”。
他年轻的时候爱交朋友，经常借钱给别人，到现在还有几千块的账要不回来，好几次联系上借钱的人，对方问他“你是谁？”
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心变成了这样。百度贴吧的“昌硕吧”里有将近47万条帖子，其中置顶第一条是“最新骗术及实用心得，大家注意！”
无论谈论上海还是昌硕，孔立国都是以旁观的姿态和漫不经心的语气。“对上海来说，我就是个过客。”他这样告诉自己。
他决心再坚持几个月，攒一点本钱，回老家开个小吃店，就再也不出来了。
这半年来，他经常想起不知道在哪看过的一句话：“如果能有安稳的生活，谁愿意颠沛流离？”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工人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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